多宝体育,多宝体育官方网站,多宝体育APP下载今天咱们聊一个历史终极之问——桑弘羊三问。这三问抛出，当朝儒生哑口无言，后世皇帝不敢直面，直到大明轰然崩塌，才给出了最残酷、真实的回答。

　　公元前81年，西汉朝廷召开了一场重要会议，表面上讨论盐铁经营是否该由国家专营，实际上这是中央政权与地方豪族之间的权力博弈，会上儒生们倡导仁政理念，认为民间自主经营方能实现百姓富裕，主张废除盐铁专营、均输平准等经济政策。

　　打仗几十年军费都靠盐铁酒专营来维持，如果放开经营，边疆士兵的粮食供应会中断，战马采购会停止，烽火台损坏也没人修缮，一旦战争重启，拿什么御敌？

　　第二问：不控关键资源，天灾饥荒谁来兜底？汉代没有社会保障体系,灾荒发生的时候没人帮忙解决，水灾旱灾和蝗虫一来。粮食价格马上往上涨,有钱有势的人就借这个机会囤积粮食抬高价格,穷苦人家只能卖掉土地和孩子,朝廷如果没有储备的粮食和平准制度,就连救济灾民的钱都拿不出来,这种情况下还说什么仁政？

　　那些整天喊“自由市场”的商人，大部分是跟地方官员有勾结的地主兼商人，他们经常逃税漏税，把田产隐藏起来，如果真放开市场，资源就会被他们垄断，价格由他们说了算，最后这些人可能还会组织武装自卫，形成割据势力，朝廷该如何自处？

　　桑弘羊指出一个事实，那些喊着要富民的人常常是地方上的豪强势力，这些人拥有田地矿产能够私自铸造钱币还逃避税收，他们嘴上说为百姓谋利实际上自己赚得盆满钵满。

　　桑弘羊三问太过真实，导致后世王朝纷纷回避，后世的大明把三个错误全部犯了一遍，给出了最痛的回答。

　　明朝末年，朝廷收税变得特别困难，江南做丝绸、瓷器还有贩盐的商人一年赚的钱占了全国收入的三分之一，可朝廷却很难从他们那里收到税款，东林党人嘴上总说“不与百姓争利”，实际上是在帮江南的地主和盐商讲话，拼命阻止皇帝派税官去向商人征税，结果国家九成的收入只能靠种田的农民交田赋来维持，农民被迫多交辽饷、剿饷和练饷，一亩地要交的税比全年收成还高，有些地方甚至翻了一倍，等到萨尔浒这一仗打完，辽东的军费开支猛涨，国库里拿不出钱来扩军，只好继续压榨老百姓，华北农村里有四成的人家都破产了。

　　粮食问题根本控制不住，崇祯六年小冰期最严重时，黄淮地区连续干旱七年，庄稼收成只剩下三成，朝廷穷得连常平仓都修不起，更不用说储备粮食，富商们借机囤积大米，徽州吴家和苏州沈家把稻米运到福建高价出售，米价涨了十倍，开封和西安出现人吃人的惨状，流民从陕北一路涌向中原，李自成最初只有七十多人，喊一声开仓放粮，转眼间就聚集了几万人。

　　地主豪强的势力越来越强大，宗室藩王占有的土地就超过全国的三成，官绅借着“优免”的名义不交税也不干活，万历年间清查土地时发现，全国逃税漏税的情况超过一半，农民把田地挂在大户名下叫作“投献”，这等于白送土地来换取免税，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，本来想简化税收制度，结果因为没有人监督执行，很快就被既得利益者架空，崇祯皇帝打算向江南商人征收一些税款来应急，东林官员们一起上书反对，说这不符合祖宗的规矩，皇帝最后什么也没做成，政策无法传出北京城，中央对经济的控制彻底失去了联系。最终明朝轰然倒塌。

　　很多人骂桑弘羊“聚敛”“苛政”，可历史证明他是对的，公元前119年，汉武帝攻打匈奴导致国库快要耗尽，边境形势紧张，军饷难以发放，而地方上许多富商却囤积盐铁、抬高物价、逃避税收，桑弘羊担任大农令后，将盐和铁收归国家专营，还推行均输政策统一调配各地特产，实施平准措施稳定市场价格，一些儒生批评他这是在争夺民间利益，但百姓的赋税没有增加，国库反而充实起来，司马迁所说的“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”，并非虚言。

　　对比明朝末年就看得更清楚，崇祯皇帝相信不加赋税的说法，结果江南地主依然免税，商人习惯逃税，所有负担都落到小农户身上，东林党人嘴上讲仁义道德，一提到征收矿税、改革漕运就反对，生怕损害自己的利益，最后国库空虚，辽东士兵半年领不到军饷，李自成攻入北京时，皇宫内库只剩三万两银子，所谓的藏富于民，实际上让钱财流进了少数人的口袋。

　　桑弘羊的办法放在今天也不陌生，均输就像国家储备粮的调度方式，平准接近价格干预基金的做法，他并不是想取消市场，而是担心市场被少数人控制后失去秩序，儒家主张轻徭薄赋本来是为了防止官府过度压榨百姓，但没人提到如果官府不管制，地方豪强就会迅速填补空缺，他的工作实际上是在帮国家守住经济底线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